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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HakunaMatata

在中国，古装大片就好像是每个导演的成人礼一样，排过再多的戏，但不经手古装片，算不得是一位成熟的导演。中国的古装片，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古装片，在观众和导演心目中是有着神圣的地位的，就如同欧美导演面对史诗题材的制作一样。于是，为了表对内地电影市场的雄心，一贯擅长港式黑帮犯罪题材的庄文强、麦兆辉踌躇满志的扛起了拍摄古装片的旗，而且还是三国历史中人尽皆知、充满敬意的关字旗。

也许是故事太过著名，或者是姜文、甄子丹的组合太过耀眼，又或者是导演本身的名号太过响亮，这面关字旗总是那么招摇，闪亮了众影迷的眼睛。然而，光彩过于炫耀，也许最终就成为了刺痛。上映一日，对于电影本身的评价毁誉参半，而恶的因素还会滋长。这是一部历史剧，有人评论说，未免太不把历史当历史了；这又是一部英雄剧，有人评论说，未免太不把英雄当英雄了；这又是一部渲染忠义主题的剧，有人评论说未免太不把忠义当忠义了……。凡此种种评论，我都归结成为这样一致的句式表达，这真还是一脉相承的思路。2011年4月的影视市场，以《战国》开了场，给了大家一个实在难以接受的孙膑。也许是巧合，《关云长》成为了收尾，又给了大家一个似乎不伦不类的关二哥。导演这样拍电影，就像玩双截棍，搞不好是要打到自己的。显然，他们并不适合耍双截棍这一类的兵器。

从《孔子》开始，到《赵氏孤儿》，再到《战国》、《关云长》，或许还可以算上《赤壁》、《投名状》、《花木兰》、《墨攻》等等排名不分先后的同类别古装片，这些历史很单纯，这些故事也很单纯，但是是简单背背书拍一个正统的古装片，还是多视角、多维度、多见解的去展示一下导演的眼光和思想，这是电影从发展起步就有了的命题。电影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哲学，而且总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哲学，它不仅需要表达真实与美，更需要表达一样的真实与美之下的不一样的活路。但是很困难，因为电影是大众的，而不是导演的工具。也许在很久以前，是导演告诉观众该看什么，该怎么看。但现在不是，没有完全颠倒过来至少也倾斜了百分之七八十，导演其实是观众的工具。

有人问我，《关云长》到底好不好看？到底是怎样的一部电影呢？我说：这还真难评价。《关云长》是一部需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电影。不管是浪漫主义英雄在现实主义中的悲剧，还是导演刻意扭曲的人物故事，我们能看见几分便有几分。《关云长》并不一定是一种高旋律的大英雄故事，也无需去高大全的表现一种忠义的精神旋律，人都是人，不论英雄凡人、大人小人，总有自己可爱也有自己可悲的地方，你自己看不到，为了宣扬一种价值的历史书也看不到，但纯粹看待你的人一定会看到。姜文的曹操正是甄子丹的关云长身边纯粹看待他的一个人，如果关云长的年级再小一点再小一点，或许在那片麦地里就不是姜文深情的凝视着甄子丹说一句我喜欢你了，而要说：从你眼里，我看到我年轻时的样子。不得不承认，关云长是一位英雄，然而英雄有很多类，不是这些人的品质相差太多，而是每个人对英雄这个名词和身份的玩法不同。显然，关云长不太会玩。

这样一个英雄，因为不会玩，所以面临着非死不可。道义是面号令天下的旗帜，也是个上吊的绳子，尤其是当大家都不和你玩道义还拿道义来玩你的时候。明显的，关云长玩的不是道义，而是被道义拿着玩。所以，你可以看见姜文那么嚣张的，甚至有时候像一位年长的老师一样教育着关云长。这样的关云长，难道不是悲剧的么？鲁迅先生就很明智的说过——把一切美好毁坏给人看就是悲剧。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看见这样的一部《关云长》，更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觉得电影破坏了关云长的形象，不是甄子丹不适合演出关二哥，不是姜文在哪里都有着张麻子的霸气外露，而是你不愿意面对，也不愿意承认——从关二哥成为道义化身的那一刻起，道义就成为了一种工具，二哥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道义之所以动人，而是偶像是我们把工具合理加于别人的必须。从这点上说，二哥本身从一个人成长为我们所认识的神的过程就是一种悲剧，这个是他反抗不了的，是非死不可。那么如此，你还能要求导演怎么样呢？他只不过是说了点真话，还是那么不凑巧的说出来的。

我很欣赏这部《关云长》，这么一种人性的真实，和这么一种人生的真实。关二哥之所以如困兽一般，乃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的矛盾性，从还是不从，屈就还是坚挺，生还是死，你始终没有一个完好的答案。不懂的平衡，不懂的制衡，不懂得均衡，不懂得权衡，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也许看过了英雄的一生，但却或许从来未听闻过英雄的一声，那般如莲花剥落的哀昔。关二哥之所以如此，乃是人生确实该如此的，而并不是导演或者编剧的改编。世不如此，而你偏偏如此，便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路终究还是不通的。但或如曹阿瞒，谁又知道呢？若按影片来看，那也不是一个曹阿瞒，不够奸，不够多疑，倒像是个英雄。不仅是英雄，还是个用心良苦的英雄。杀人是违背道义的，但是杀两万人救天下人，你杀还是不杀？你是拿着道义玩，还是被道义拿着玩呢？To be or not to be,It's a problem!不仅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知道。曹阿瞒懂得如何“衡”，所以玩得开一点。二哥不知道，所以总要纠结杀一个人还是杀两万人的混账问题。二哥非死不可的生存状态，不是别人给的，分明是自己定的。我想，关二哥那时候真的很想喊一句——老子不玩了！而人世的眼里分明又露出了——玩不起啊，玩不起就别谈什么道义的鄙夷。如此，二哥情何以堪？这就是一种尖锐，尖锐的让我们不能够承认，而分明这把刀子已经到了我们的心窝里，只不过没人动，所以出血不多。这下可好，有人硬生生的把这把刀子拔了出来，大出血，你说，谁能喜欢呢？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看都成。世界就是相互玩儿，偶尔你玩的纯粹点，但不代表你就是对的。

关云长其实是一种态度。

就电影本身来说，是我们允不允许导演和演员说话的态度。如果，是允许得，那么是什么样的《关云长》就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只需要看看这些个人想说什么，说了什么，怎么在说。就像一个大人，在听咿呀学语的孩子说话，不要在乎他们说了什么，不要在乎他们说的对不对，因为这本身就是他们的世界，你进入不了就该默然不语。电影就只有这么几种境界：哭、笑、不哭不笑、哭笑不得、又哭又笑。或者说是：悲、喜、不悲不喜、悲喜交加、悲喜不得。你只要有其中的一种反应，他就成功了。电影就是这么回事儿，一种娱乐，一种消遣，一种服务，技术再烂，内容再差，他不是需要指责或夸奖，而是包容。换句话说：二三十块钱一次的活儿，您还指望着天上人间的妞儿服务呐？扯淡。

就我们所能看见的世界而言，是你生存的态度。二哥深刻的点名了这么一点，英雄从来不是战斗而死的，往往是被人民给逼死的。为什么说人民创造了历史，因为人民逼死了英雄。小民智弱，哪里懂得什么道义，但很清楚道义玩弄他们的工具，比如利益。只要能吃得饱，过得好，什么人得天下其实没差别，你关羽跟着谁，有没有在送嫂嫂回大哥的路上趁机揩油也无所谓，因为这和他们的利益没有关系。如果，你关羽跟着大哥了，回头来是要和他们做对，比如和给了他们利益的曹操，那就不管你是不是道义了，往死里弄了再说。你用什么生活是你的事情，你怎么生活是你的事情，但是别动了我的奶酪。恰好，关二哥很纯粹，纯粹的连这些都看不透，白白的嫂子没碰，还落得个“英雄你来当，小人我来”的凄惨下场。世上本无道义，只是讲的人多了就隐约有了道义，但道义究竟是什么，没人说得清，你要当了真，一辈子叫死劲儿，那就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了。由此可见，很多事情，别人那么一说，你也就那么一听，没必要认死理儿。所谓讲道义、讲正义的人，基本属于被人用道义和正义拿着玩的人，下场一般如二哥。关二哥的二不是二逼的二，只是这个世界这么二，再牛逼的哥也只能是二哥。二哥的生活态度很高尚，天下苍生襟怀于胸，如果纯粹的讲理想，这是很好的态度。但是讲理想首先要活下去，而且要很好的活下去，这个态度就不好了。理想很神，神了就是浮云。虽然过目不忘，偶尔还在历史的天空上飘荡，但落不了地，也就没有了意义。二哥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看到，不切实际的努力就像奢望着明天早上的热干面会吃出鱼翅的味道。追求是一种理想，活着是一种态度，态度不对，理想就是死的，理想是死的，人就只有非死不可。《关云长》没有不对，导演没有不对，只是我们习惯于用类似于道义的尺寸，去丈量他们的标准，所以你再也不敢说他们是对的。但是，这是看电影的态度么？不，我们这分明是在用自己的尺度玩弄着电影，是在用自我的利益标准评判着他人的真实价值。

《关云长》创造了一种悲剧，对于历史的，对于观众的，这让我们觉得很心痛。但无论如何，我相信真实就是这样的，只是我们有时候会选择性耳聋、选择性失明、选择性失忆、选择性失语。我想，写出这些，我并没有失手，虽然我希望能选择性失手。关云长就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那满是箭雨的篷车摇摇晃晃的行向远方，一个圣洁的声音从来不消失——嫂子，我们上路了！这从来不关历史中的二哥的事，你如感觉不到它更大的分量，那么就请体会一下它的悲凉。我最后想说的是，看不见二哥样子的嫂子，真的睡得很安静、很香、很美，值得二哥一辈子赶着这么一个破车却看不见生的方向。

这是唯一美好的事物了，虽然在三峡大学逸夫楼楼顶上阳光灿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