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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铎看世界

中国封建时代，应该不存在什么吹风会、签名会、发布会等形式的推介活动，所谓宣传能动用的不过是口口相传而已。但清代有个大文学家袁枚却独辟蹊径、敢于创新，何以见得？原来，袁大作家把一部记载奇闻异事、鬼怪幽灵的大部头笔记小说取名为《子不语》，“子不语”当时都是怪、力、乱、神的东西。虽说内容恐难登大雅，但把孔老夫子抬出来为其新书造势，不得不说其手法，高，实在是高。

时至今日，孔老夫子的影响依然深远，曾矗立于天安门广场的9.5米青铜孔子像就能窥见一斑，9.5米，那可是“九五之尊”啊。也由此，我国在不断完善法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还衍生出以德治国的第二战线。以德治国，即以儒治国，以仁布道。每个社会，它总要有信仰，总要有大众的道德衡量标准，这在另一层面是被称为思想束缚和精神控制的东西，它原原本本的沿袭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光荣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百姓安居乐业、世界大同和谐，这是这个社会的道德衡量标准，也是整个社会所宣扬和提倡的，反之，任何企图阻挠和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怪、力、乱、神”者，都将被封杀、被打压，以此来弘扬正道。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那么到底什么是小康？是电梯伤人，是高铁事故频发，还是客车被焚、桥梁坍塌、动车追尾？2011年，已经从一个多事之春，不觉间走到了多事之秋，可百姓的日子不仅没有更好的奔向小康，相反却随着物价攀升、股市下挫、CPI指数升高，百姓手里的钱已没有了十足的份量。原来5块钱能炒盘肉，现在拿着5块钱都不好意思去买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当然，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会出现阵痛期，社会上发生某种事情肯定会有原因。每个事故，人们也往往都能找到炮轰的对象。而该为此负责的部门，却也总能找到推脱的借口：人祸嫁天灾，舆论转移视线。在该负的责任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发挥到了无限大，理由被扯得无限远，无限荒谬，目的只有一个，只要能开脱责任，只要能安抚百姓。这些只能骗鬼安能骗人的托词让责任部门的虚伪昭然若揭，同时也把其自身贬低的一文不值。

这些年，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跑得太快了。中国政府也在用经济的高速发展，用不断刷新历史的大量数据来印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个个的大项目，一幢幢的小高层，一条条的宽街道，装点了社会的发展蓝图，支撑起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宏伟战略。不过，发展的过快，就容易导致发热。机器发了热就会坏零件，脑袋发了热就会坏事情。

养路工出身的刘志军，靠着几次成功的政治婚姻和出色的工作业绩，爬到了铁道部部长一职。可即便这样，他依然嫌进步太慢。在抱怨的同时，他还有一种另类的出气方式——火车提速。“你不提我，我就提速”。在他的领导指挥下，我国铁路实施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大提速，并逐步进入高铁时代。不过事实证明，人一提干就容易出事，火车一提速就容易出轨。刘志军被抓了，甬温线上的动车乘客却成了受害者。

中国的发展，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总结，来反思，一味沉醉于领先的快感而飘飘然，可一旦出现失误，在巨大的成绩面前，又显得微不足道，也不去追本溯源，不去总结经验，结果又在一番敷衍塞责中，继续奔向高速发展的恶性循环。

7·23这样一起最初发自微博，继而引发微博大讨论、名人发文、总理慰问等连锁反应，而群众却始终无法从中找到真实合理原因的交通事故，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它不该出现在这个时间段，更不该出现在这个国度，它就是这个社会的“子不语”，是“怪、力、乱、神”。

看着茅以升大师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已经安全通行了74年，看到横跨长江，使得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安全使用了54年，技术更加进步，材料更加先进的今天，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孔老夫子教育我们要谨言慎行，作为百姓，如果我们能做到谨言、三缄其口，那某些机关领导下的某些部门能不能做到安全施工的慎行呢？我们的要求仅此而已，别无他求。子不语，不代表不说话，就如那国中大鸟，不鸣则已，一鸣就要出大事情了。